香港联交所做了很好的改革，我们现在也在改革。

一旦中国重新获得货币主权，国际贸易就不再是打击中国经济的工具。其次是因为，有些公共服务具有特殊的网络效应——局部低效益的投资回报，因为能够给整个公共服务网络带来价值而具有正的回报。

由于政府针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采用空间收费（垄断的收税权），具有强制性，其商业模式的这一特点使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比企业更有效率，因此，政府活动边界内外的投资行为也就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发展型地方政府和西方的服务型地方政府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决定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必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比企业和中央政府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地域辽阔，单一税制意味着只有一种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对中国这样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国家，这显然是难以适应的。一旦政府跨越其活动边界，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方法。

其规模之大，世界罕见。依托这一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不仅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高外债现象，还实现了资本的净输出。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地方党委政府履行属地责任，要把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完全正确非常及时。

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矫正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

推动地方债在商业银行柜台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为法定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多种资金支持。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多年快速发展背景下，各国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已达到很高水平。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

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1930年发生银行挤兑倒闭风潮，蔓延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多国政府更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让城乡居民都懂得，投资是有风险的，世界上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更没有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

金融机构履行主体责任，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

近年来，拆除金融风险点的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特别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科研技术、信息软件、生态环保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31.2%、20.8%和19.5%，显著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严峻的风险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敏锐判断、果断决策。

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

2017年至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6万亿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

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结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和对立，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退群、脱钩、断链增多，并对我国公开采取打压和遏制战略。我们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金融管理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影子银行风险燃点低、烈度大，如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贻害无穷。

约500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债务约束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此外，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既为我们带来许多机遇，也带来很大挑战。

其中，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8万亿元、3.3万亿元和1.6万亿元。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

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和机构体系，充分发挥早介入、早预警、早处置的作用。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针对较为普遍的资产质量不实问题，对金融机构开展多角度检查评估，严格要求风险资产审慎分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国际社会合作氛围并不理想。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

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监管规则制定，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提高国际话语权。

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防控风险能力，及时发现并有效阻遏外部冲击向国内扩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金融领域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系统方略，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